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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扑克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休闲方式,但是一直玩一种玩法,我们总会觉得无聊。那么,扑克牌都有哪些玩法呢?那就让我来介绍几种我家的玩法吧!
1:斗地主:适合三个人玩,其中一个人是地主,另外两个人相互帮衬,如果平民胜利,则地主失败。是目前很常见的玩法,大多数人都知道规则。
2:跑得快:适合四个人玩,可以选择一副牌,也可以选择了两副牌。四个人中谁的牌最先出完,就代表着胜利。2:跑得快:适合四个人玩,可以选择一副牌,也可以选择了两副牌。四个人中谁的牌最先出完,就代表着胜利。
3:K五十:就是小编这边比较流行的一种玩法。K五十的地位很大,只比双王略小。再打的过程中要捡k,五,十三张牌,最后谁的总分高谁就胜利。
4:变魔术:很多魔术师都会选择扑克牌作为道具,如果你是打算一个人玩的话,不妨去学一学扑克牌变魔术吧。这是一项很厉害的技术。
5:炸金花:这种往返在老一辈的人中非常常见,每个人五张牌,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很多时候都是看个人运气成分。
6:交朋友:适合四个人玩,方块a与红桃a是一边的,黑桃a与麻花a是一边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队友,要学会要根据别人的打法来判断自己的队友。还有好多地方的 不是太出名也有好多 我知道的: 挖坑,鸡冠,七王五二三,争上游,火车头,还有兜底,喝酒的时候 还有好多玩法,美女缠身,闯关,站队,心中想,十点半,不知道你玩过几个呢? 还有没有新鲜的一起分享一下!
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否吃苦,有没有精神,知道江民吗:
以下是王江民先生传奇一生故事:
个人履历:
不幸的童年
在王江民记事的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候,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王江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压断了一次;他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一碰,就一头栽到水里去了;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王江民,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虽然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从此也学会了抬头游泳;腿不方便,可王江民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花,但结果他还是学会骑自行车;王江民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王江民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孤独的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了一年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这期间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王江民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
首批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
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三年之后,王江民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王江民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最大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王江民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文革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1988年,王江民接触计算机开始于工控。王江民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王江民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王江民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王江民25元,三个月后,王江民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三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反病毒公告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
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王江民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后来,王江民觉得这些各自独立的杀病毒程序用起来很麻烦,就把6个杀不同病毒的程序集成到了一起,命名为KV6,后来发展到KV8、KV12、KV18、KV20。
王江民第一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这么低,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们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如果卖,难免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
1992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王江民认为,“防病毒卡能让病毒吃一个闭门羹,但病毒进不去这台机器,通过软盘会带到别的机器上,装防毒卡的机器毕竟是少数,所以,防病毒卡越防市场越火。”
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王江民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王江民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王江民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它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它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绝对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聚散离合
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仅靠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寻求转让对象。第一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王江民开的2万元转让费,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鲍岳桥。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明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同意软件上署名UC-TB(天博)-KV,只同意署名UC-KV,宋明华问王江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比较尊重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我说我希望把李经理的公司也带上去。宋明华就不跟我谈了。”“现在来说,多亏希望公司当时没有接受,如果接受了,我就没有今天了。”�从希望出来,李鸿业对王江民说:“既然江民给李鸿业留了5套KV100,第二次王江民留了10套,一个星期以后,李鸿业给回到烟台的王江民打电话:“再寄20套过来。”卖KV100尝到了甜头,李鸿业对王江民讲:“干脆转让给我吧。不过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先给你一万行吗?”王江民把加密程序给了李鸿业,李鸿业从此卖KV100,只要付给王江民3%的提成就可以了。�
王江民转让KV100的时候说得很清楚,20万是独家许可,5万是地区许可,2万是普通许可,普通许可就是想转让多少家就转让多少家。看到天博卖KV100很赚钱,得力公司也跟着代销了KV100。天汇也想代销,因为是和当时销量很大的天汇汉字系统捆绑,王江民要价三万。天汇认为,别人都是两万,为什么天汇代销就要三万,一气之下不代销了。这之后,王江民又在广州和西安分别各转让一家。“加上我在烟台,KV100在全国东西南北全面铺开了市场。”
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国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的价值。
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硬盘启动不了,几个亿的合同在机器里面打印不出来,该公司急得四处找人杀毒,找国外反病毒软件清病毒,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法子,该公司召集外围技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开了一个会议,承诺谁帮助解决了这次问题,以后的硬件就从谁那儿买。这样作为该公司硬件供应商之一的华星公司打长途电话找到了王江民。
王江民从烟台来到北京某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该公司花3万美元请来的美国专家查解病毒。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听到外面的美国专家一个劲儿地说:“NO!NO!Format!Format!”轮到王江民试试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王江民对机器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10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该公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华星开始接受转让,销售KV100。
KV100转让的家数多了,市场体系自然会乱。因为大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协议规定大家不准互相抢客户,都去创建新客户。但我给连邦供货70元一套,从我这拿到版权的公司以50元一套的价格向连邦批发。”这样一来,KV100的批发价格就从80、70、60、50一路跌了下来。而且,这时,“为了不付3%的提成,市场上出现了假包装。”
“技术需要进步,市场需要整顿,但用KV100整顿不了市场。因为加密程序全给了他们。”王江民通过用KV100技术升级到KV200的方法整顿了市场,因为当初谈转让的时候,协议就清楚地写明了只限于某个版本,所以,王江民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这是王江民的高明之处。
为了避免KV200的市场混乱,王江民决定只转让华星一家,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优惠价格从华星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每个激光防伪10元,各代理的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
但到后来,王江民发现了假防伪。“我是在做技术咨询中发现的假防伪,等我发现假防伪的时候,假防伪已经做了3个多月了。”尽管,王江民面对合作方的背信弃义内心很难过,“他们靠KV200赚大钱了,连个小小的提成费都不想给我!”但是为了KV这块牌子不倒,为了顾全大局,王江民找到当事人,单独对他说:“只要你承认你做的事,以后不再做了,我们还能合作下去”。这次谈判之后,王江民每个月收到的防伪提成,从2万元长到了5万元。
尽管如此,王江民心里清楚,这种方法不可能彻底杜绝假防伪的问题,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王江民又一次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等硬盘分区表修复技术成熟后,王江民把KV200升级到了KV300。被KV100、KV200市场混乱搅得头昏脑胀的王江民,决定干脆一些,KV300一次性出售版权120万元,前80万一次付清,后40万卖了再付。“我不想像以前那样一点一点提成了,免得合作方作弊。”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KV100、KV200发展到KV300,并不是一帆风顺,但王江民都挺了过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手中始终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不管王江民当初有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他就是在自我创业,从一开始他就是在为自己打工,就是在创KV的品牌。“我是自由撰稿人,不是哪家报社的记者。我掌握着版权,谁犯了错误,我都可以加以纠正。即使是最后卖KV300版权也只是卖了一年的许可权。”
但是,在1996年的中关村,没有哪个软件一年的版权能卖到100万的,所以,王江民开出的120万,没有人愿意接受。但王江民觉得自己的软件值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发出去了多少KV200的激光防伪。”王江民决定停薪留职,亲自出山。王江民从KV100、KV200中挣的钱总共不到50万,这些钱对于办公司而言,只够打底用。
后来KV300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有人说,王江民捡了个便宜,是华星们把KV这品牌炒红了,王江民在后面收钱。但是当初王江民要卖KV300版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买呢?后来被“炒”的反病毒软件也不少,但又有哪一个成了气候呢?王江民说:“自己是被逼着挣钱。”王江民不相信几个经销商就能左右一切,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你们只要下苦功夫,开发出一些新东西,中关村这个环境,我的体会是,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海淀区注册登记的高科技企业一万一千多家,加上柜台商不知道有几万个。这些经销商每天都要进货,每天都要吃饭,都要卖东西才能维持生存。我刚到中关村,不熟悉行情,中关村有经销商压制我,逼迫我,要挟我,要我给他们一个好价钱,但后来,你不卖,有人卖,新的经销商都起来了,因为市场需要这个产品。”
王江民来到北京的第一周就挣到了150万。王江民制定了一个很好的价格策略,他很清楚中关村喜欢“拼货”(多家经销商联手加大进货数额,求一个好的批发价格),所以把5000套的批发价定得很诱人。这样两个“拼货”的单子下来,定货就上了100万,再加上连邦的单子,三个合同就订了150万的货。“没想到这样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与病毒作斗争
王江民是反病毒专家,但他承认反病毒专家没有病毒作者的水平高。“编病毒的人多,反病毒的人少,几个反病毒专家的思想怎么能够和数不胜数的编病毒人的思想相比。另外,编病毒在暗处,反病毒在明处,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他们,也无法知道他们正在琢磨什么怪招法。”
但只要是病毒编出来,王江民就有决心“把它消灭掉”。“我从不傲视同行,但我傲视,但告诉你无解,建议把文件删掉算了。但只要是我遇到的病毒,我就非要杀了它不可。”
王江民反病毒,写病毒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对付王江民。合肥1号病毒作者1996年10月3号将KV300解密后,把合肥1号嵌入到KV300之中,然后把带有合肥1号病毒的KV300解密放到了BBS上传播。病毒在1997年1月1号发作后,合肥1号病毒作者马上就在网上大肆宣传KV300中藏有病毒。王江民很快把合肥1号病毒杀了,合肥1号作者马上又在网上跳出来说:“为什么只有王江民能杀这个病毒,而别人杀不了?是因为王江民自己编了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应该叫KV300病毒。”他一边叫嚷,一边又炮制出了合肥2号病毒,但这两个病毒都没有得到大规模传播就让王江民的快速反病毒网消灭了。
王江民说,他迄今遇到的最难解、最厉害的Joke病毒也首先出现在安徽。“它有无数次变形,把加密学上的加密手段都用上了。我头疼了三天多,才把它杀了,用的是破解密码的方法。”
往王江民身上泼脏水的还有上海1号病毒。上海1号一出来,KV300上海技术中心马上就收集到了该病毒的样本,王江民立刻就把它杀了。紧接着上海2号出现,上海2号把病毒发作的显示信息改成了KV300C,但上海2号病毒还没有离开上海市又被王江民消灭了。1997年2月,出现了上海3号病毒,这个病毒干脆把病毒发作信息写作王江民的拼音字母“Wangjiangmin”。“三个病毒我归纳了一下,也就这个水平和思想状态,我出一组反上海病毒的广谱代码,这之后再没有出现上海4号病毒,因为这个病毒的作者写的病毒格式再怎么改也逃不出我的那一串广谱查毒代码。”
王江民回烟台老家,给当地办的软件展销会捧场,烟台证券公司把求救的电话打到了展销会上,告之证券公司的系统全部瘫痪,当时正值股票起伏的时候,股民急得要闹事。但软件展销会刚开始,王江民一时走不开,证券公司的人实在是急了,派了几个人,到软件展销会上问谁是王江民,然后,连拖带拽把王江民塞进汽车,拉到了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一百多台机器感染的是1150夜贼病毒,Windows95启动不了。王江民用半个多小时将联网的一百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中午吃饭的时候,证券公司的经理对王江民说:“你是个实在人,如果你先讲条件,开口要两万元,我也得老老实实赶紧给你,因为我今天弄不好设备的话,要损失的不止十多万,还有我在股民中的信誉。我们想聘请您作为特别安全顾问!”
对付不同的病毒,王江民采用不同的方法。新DIR病毒由于是针对450兆以内的硬盘编写的,对于超过450兆的硬盘,该病毒算法有错误,如果用普通杀病毒方法,很容易出错。王江民针对该病毒潜藏在内存中的“反串”功能(即为迷惑用户自动解除病毒,然后再传染的特性),先在内存中取消新DIR病毒的感染功能,然后去查病毒,新DIR病毒发现有查毒操作,立刻自己解毒,把硬盘恢复成原来没有染毒的样子,“我在后面查,它就在前面自己解除自己。等它把硬盘完全恢复了过来,它也就被彻底清除了,因为我事前已经切断了它的传染功能,当它想再度传染的时候,已经不能得逞了。”王江民管这叫做“掉转枪口,以毒攻毒。”
王江民反宏病毒的过程是:“1996年10月份,用户第一次把宏病毒寄给我;11月13日,我收到几个反映宏病毒的电话;12月13日,反映宏病毒的电话增加到了十几个;到了1997年1月13号,变成了好几十个电话。我意识到了宏病毒的严重性,半个月中一天都没有下计算机,研究Word格式。KV300反宏病毒再次发挥了广谱的优势。”王江民自豪的是。我第一个把能查杀宏病毒的国产软件KV300送到北京市公安局”。
第一次剖析宏病毒,王江民用了半个月时间,而1997年12月,对付Word97宏病毒,王江民只用了三天时间。
王江民坦言,现在收到的病毒样本比以前少多了,“以前一个星期能收到二三种,而现在半年我才收到20多种。这一方面是因为,KV300推出来以后,国内很少再出现引导区病毒,因为引导区病毒几乎没有可能逃过KV300;另一方面,KV300的智能广谱也挡住了许多未知病毒和宏病毒的兴风作浪。”王江民说:“这主要归功于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计算机病毒的监察力度,归功于公安部批准了国内外杀毒产品上市,归功于所有反病毒产品厂商和全民反毒意识的提高。”
病毒少,对反病毒产品的销量肯定会有影响。“去年PC的销量350台,今年预计是600万台,增长近100%,按道理反病毒市场也会增长一倍,但今年的杀毒软件市场只会在去年的基础上略有增长,增长不会太大。”�
L++事件
王江民一手和病毒做斗争,一手还要和盗版做斗争。王江民要打击的盗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解密的可拷贝版,而是带有加密点的可以和正版卖一个价的假冒产品。1996年9月,KV300正式推出,12月就出现了这种假冒产品,一小部分经销商开始卖假冒KV300。北京市公安局在一家经销商那里查出了900多套假冒KV300,工商管理局也查出了许多假KV300,但不法经销商被查出了经验,摆在柜台上的样品是真的,而卖给用户的却是假的,这使KV300的批发量“一下子掉了下来”。
1997年4月24号,Internet网上出现了专门攻击KV300的毒岛论坛,它一方面在舆论上攻击KV300,另一方面专门解密KV300,提供制作KV300盗版盘的工具MK300V。王江民和毒岛斗了起来,毒岛出MK300V1,王江民把它反了,让用MK300V1做出的假冒盘不能升级,毒岛接着出MK300V2和MK300V3,王江民先后也都把它们反了,就这样从4月斗到了6月。
这期间KV300假冒版大量出现。成都市公安局收缴400多套,不法商贩打电话给公安局,叫嚣要在一个月之内用假冒KV300挤垮真KV300,让KV300从此没有市场。接着,王江民接到了几个外地印刷厂落实印刷KV300包装的电话,电话说:“你们委托的10万个KV300包装和说明书,我们已经印了2万个,你们交钱,我们再印下两万套。”但王江民从来就没有和这个印刷厂接触过。这样的电话不断地从哈尔滨、深圳、广东传来。
正版KV300销量下降到公司难以维持的地步,受骗的用户拿着假冒的KV300要求江民公司打击假冒,帮用户索赔。“我一忍再忍,到了无法忍受的状态下,我决定反击一下。我不是从战术上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整体战略上考虑做这样一个事情,以扭转大局。”
王江民先在广告上警告,假冒KV300不能升级,制造假冒者会死机!接着王江民在KV300L++升级本中加入了“主动逻辑锁”,专门用来对付MK300V4,这个“逻辑锁”确认机器在用MK300V4做出的假KV300时,会把机器加密锁住。主动逻辑锁在网上一共放了6天。把制造假冒者装的满满一硬盘各种各样盗版软件的硬盘锁住了,气得盗版商们在网上哇哇乱叫乱骂。
“我的目的是打击盗版,教育不法经销商,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引起这样一个讨论——打击盗版到底是个人行为、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为,个人和企业有没有资格打击盗版?讨论的结论是只有职能部门能打击盗版,否定了个人和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但国家职能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怎么样?”
“所以,企业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在加密技术上站住脚,不能等着盗版、假冒者的法律意识都提高了,我们再来卖正版软件,到那时,我们都老了,我们的公司也早就垮了。另外,也要依靠有独家技术的特殊激光防伪和经常性地换新包装。”
L++事件出来以后,王江民受到围攻。网上各种言论都有,但就是找不到L++事件的真实受害者用户。这一方面是因为L++网络升级版只在网上放了六天,二是因为正版用户和使用没授权的解密版KV300的用户绝不会受伤害,被锁住机器的是那些在大量生产假冒KV300的盗版商。王江民自信“这个逻辑锁就是这样准确江民新技术有限公司为打击“中国毒岛论坛”提供盗版工具MK300V4的违法活动,在KV300L++网上升级版中加入保护版权程序,造成使用盗版工具MK300V4的机器死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行为,罚款3000元。
L++事件后,“KV300销量直线上升,一直到今天,用户越来越多,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用户不敢再买KV300。”王江民说:“用户最心明眼亮!”
不仅如此,L++事件以后,KV300的品牌知名度非常之高,以致于王江民打破了KV系列杀病毒软件一年大升级一次的惯例,1998年的KV300没有改叫KV400(尽管这时KV在技术上加入KV300forWord,并OEM了SunDOG驻留防病毒软件)而把这个新版本叫作了KV300+。KV300+的加密是一层套一层的加密,它的假冒盗版率远远低于KV300。
毒岛论坛最后承认,王江民用3000元钱换到了花30万元也起不到的的宣传效果。王江民说:“岂止30万!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帮我‘宣传’。广告学中说‘宣传自己产品时,千万不可说别人的产品不好,这等于帮别人宣传,本来用户可能不知还有另外一个产品,这下就知道了,先去看看怎样?一看,蛮好的,买了吧’。”��实质L上标事件触发,王江民受围攻的时候,不少人觉得江民公司这下彻底完了———KV300中藏有“逻辑炸弹”,今后还有谁敢买!反病毒软件中藏有“有害数据”,看王江民如何向公安部门交待?但后来的结果却是KV300自L++事件之后销量一路攀升,好势头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减,江民公司也从计算机界知名的公司变成了全国知名的公司。这样一种演变结果,让很多人始料未及,莫名其妙,异常惊诧。但感到意外的人们当初为什么不仔细想一想,L++的出发点是反盗版,它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在全国竟然找不出任何一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者”等等这些实质性问题,倒反被纷扰的现象弄花了眼睛。
王江民的成功靠的的确是个人的力量,但靠个人力量有什么不对?我们不是一直渴望着传奇的出现吗?但当个人的成功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又在心理上不准备予以承认呢?这个时代一再地强调集体力量,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矫枉过正的问题。技术人员则喜欢直来直去,一个杀毒的同行把王江民的软件说明书看了十遍后,打电话对王江民说:“我认为KV300是最有效的杀毒软件,我愿意到你的公司工作。”
每一个中国五线小城的发展 历史 ,都是一部百年孤独。
大永顺帝国是湘西自治州八个县里人口仅次于州府吉首的县城。在吉首西站乘五十五块钱的 汽车 ,体验车中怀旧皮革味呕吐物味烟味三小时,包含芙蓉镇到大永顺县城十步过一坑的抖车体验一小时。欢迎来到大永顺帝国。
我这一代人,不知是习惯还是戏谑,几乎每一个永顺的孩子都会亲切地叫管这里叫大永顺帝国,而试图否认帝国荣光的人,往往会受到别人诚挚亲切的邀请,来来来我们到小巷子聊聊。
这里,是我的家乡。
2012年,帝国成功招商引资,某集团首期投入十亿进行旧城改造,第一件事情便是拆除原先老旧的政府大楼,改建商业街。定向爆破的那一天政府楼周围人山人海,大楼附近县城第一学府,永顺一中的学生带头鼓掌欢呼,整个人群洋溢在一片祥和的欢乐之中。
一年之后,新政府大楼落成,楼前是投资六千二百万全长四公里一共四车道的南山路,成为一中学子理想的摩托训练基地。在这里的午夜,摩托一把油门可以拉到一百二。
而在这个二零二一年的夜晚,我从一中旁边的家里出发,花费一个小时,走过帝国内线一周。
此刻已是晚上十一点,在这个点路边还在营业的,是夜市摊、网吧、宾馆和成人用品店。
一圈下来,一共经过了二十五处夜市聚集点,一家名叫很久以前的咖啡馆,两家成人用品店。路边很多楼在施工,沙堆直接堆在路旁,我在一根电线杆旁脱掉鞋子倒掉里面的沙,对街另一根电线杆旁,一条狗抬起后腿。
从十字路口开始便是永顺最繁华的地段,这里有两个苹果,两个三星,一个oppo,一个步步高,一个华为。在苹果店里,淘宝旗舰店卖5999的128GB iPhone 13标价6999,在华为店里,淘宝旗舰店卖4999的128GB华为Mate 40标价5988。三年之前,我曾花50块买了一根华为typeC数据线,而这货在当时淘宝旗舰店里只卖29。
以老政府为核心的商圈夜夜不眠,这里不出两百米的路边聚集了二十家夜宵摊,十一家网吧,三家台球厅,七家奶茶店,一家德克士,一家咖啡馆和一家KTV。县城著名红灯区坡子街也在这里,你猜有多少小宾馆?
这最中间,是全城最好的宾馆,猛洞河大酒店。酒店标间二百二一晚,大厅里挂着北京、上海、巴黎、伦敦和迪拜时间。
而这十一家网吧,离县城最好的中学永顺一中走路只要五分钟。当年我在一中读书的时候,周三下午一下课便和基友拿着垃圾桶往校门口冲,把垃圾桶放在校门口门卫室外,在网吧玩两个小时DNF(地下城与勇士),出来买两个油粑粑吃,走回学校上晚自习,经过校门时拿回垃圾桶。老师如果问,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迟到,就回答说,出去倒垃圾。
那个时候我是班上班长,每次自习课上班主任打电话问班上纪律时我告诉全班同学班主任打电话来了,然后等大家安静下来,告诉老师班上很安静大家在自习,然后老师满意地说:“好的,攒劲读书”,同时电话那边传出画外音:“二万,碰”。
挂掉电话,班里继续两桌斗地主两桌炸金花,桌面流水一天几百。不打牌的人聊天,不聊天的睡觉。下课铃响后,全班几乎所有男生一起冲去网吧。
而现在,他们在经典碰撞麻将厅的麻将桌上,一天流水几千。
但是与一些学生麻将桌上一天几千流水对应的,是另一些学生的极度贫困。永顺一中的初中生在升高中时,可以报考吉首市州民中的扶贫政策性班级“宏志班”,这个班里的学生每个月可以拿到国家三百块钱的生活补贴。有的学生一个月只用一百五生活,剩下一百五寄回家补贴家用。
读到这里,谁能去知乎帮忙提一个问题:每月一百五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很多时候,即使是填写补贴申请表这一件看起来简单至极的事,都会难倒一大批困难学生。曾经有亲戚带着孩子来我家拜访,只为求我父亲帮忙填写“宏志生家庭情况调查表”。我在写完这篇文章的上午,刚刚带着一个远房的弟弟到政务中心,为他办理县里的贫困大学新生救助。
很多时候,就连送到手边的帮助,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拿。
与此同时,也曾经有过学生在宿舍破口大骂,因为他的资助人当月没有及时给他打钱,导致他没有钱去上网玩 游戏 。
让人惊讶的,不是贫富的差距,而是贫富的同质。
网吧的价格,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两块五,周末三块。所有网吧的座位加起来几乎可以坐下整个学校的学生,在这里,最受欢迎的 游戏 随时间演化,从DNF(地下城与勇士)、CF(穿越火线)、起凡一直到现在的LOL(英雄联盟),打开任何一家网吧的门,有一半以上的位置,是学生在玩 游戏 。最豪华的网吧藩城,即使在学生回乡的暑假也日夜爆满。
半数以上的网吧,不需要提供身份证进入。
半数以上的网吧,不安装Microsoft office办公软件,也不安装Adobe Photoshop等设计软件。许多人从四五年级开始到整个初中高中精通网络 游戏 ,却听都没听说过C++。
但是他们听说过JAVA,因为在非智能手机时代,很多手机 游戏 一打开,便会出现JAVA的logo。
与此同时,整个县城的书店一共有三个,其中最大的高峰书屋占据了全城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书屋一共三个房间,一个卖小说,一个卖初中教辅,一个卖高中教辅。主要消费者是学生,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郭敬明的《小时代》。
这些学生,和这些学生的父母,是老政府商圈二十家宵夜摊的主要消费者。少年们吃烤串喝啤酒,讨论今天的五杀战绩。他们的父亲喝酒吹牛逼,谈世界政治局势,中美关系和国家发展。当他们谈论国家领导人时,语气就像是谈论他们的亲戚。
曾经某当地顶尖中学的某校领导在酒桌上拿着手机,一个个地为在座的每一个人转发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是说天津爆炸是某超级大国背后所为,目的是炸掉位于天津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
他们不仅分析天下兴亡,还分析地区发展。当说到永顺教育格局的时候,他们说虽然今年横扫了自治州的文理状元,考了四个清北,但是形式依旧严峻,原因之一是县城的中学太少而乡下学生进城太多,资源严重不足。同时年轻老师太少,发展后劲令人担忧。
在担忧完家国天下之后,结账走人,去打麻将。
麻将也同样构成了所谓坏学生们典型的一天:中午十二点起床,在最好的经典碰撞桌球麻将厅里花掉一个下午,他们在外面打桌球,或者在楼下热带雨林网吧里打LOL,或者和他们的女友们在房间里打麻将。
在经典碰撞的一号桌球台上,常年球局,一盘一百,传说中的永顺第一杆会在人不知的时候出现,打完三盘拿下三百块钱,留下三根烟走人。
其他的桌子一般是友人局,输家结账即可。有时候会赌一瓶五块的红牛,因为红牛是这里最贵的饮料。或是一包二十五块钱的金色芙蓉王。而球手们自己吃的烟往往是七十二一包的和天下。以前基友给我递烟时我问基友这烟多少钱,基友说三块钱一根,我说那我不要。一秒钟之后我意识到是三块钱一根而不是一包,于是赶紧接过。
有一对高中情侣在高中毕业时结了婚,因为他们的孩子在高二的时候已经生下来了。于是人们可以看到在麻将桌旁,一个小屁孩粘着一个将近二十的女孩,女孩烦了之后吼一声去找你爸,然后小孩走到桌子另一端黏住一个将近二十的男孩,男孩烦了说,去找你妈。
等七八点的时候,麻将桌上赢钱的人结掉麻将的桌子钱,台球的桌子钱,请客去宵夜摊。五六个人一起,吃掉两碗肉丝炒饭,两碗面,三十块钱的烤串,五个烤鱿鱼和五瓶王老吉。
如果我在,就是五瓶王老吉,一瓶旺仔牛奶。
吃宵夜的时候,人们讨论驾照考到了科目几,驾校师傅怎么样,花掉了多少钱。同桌拿到驾照的朋友告诉我他科二考了两次,一共花了八千多。而另一个在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打电话找熟人托关系,最终一万多买到驾照。当我问起要是我自己也想学车的时候,又一个同桌的人极力推荐我去北京学,海淀随便一个驾校花掉三千五,好好学便可以拿到驾照,省得给这里师傅送烟。
而在一百米开外,坡子街宾馆前的灯照出晕红的色彩。
同桌的人告诉我,那里市场价是一百五一次,但是很多内容都不包含,包夜等增值服务需要自行协商,价格另议。而当他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发现由于微信摇一摇,陌陌等社交软件的流行,这一行业受到了巨大挫折,他坐遍了北京十五条地铁线的每一个站点,只在燕郊发现了熟悉的身影。当然由于这一需求是刚需,在京城内的高档会所里同样有熟悉的身影,但是价格在每晚一万以上,与其如此,他会选择坐飞机飞回家。机票来回才两千。
当我问为什么他知道得如此详细的时候,同桌另一个人说,他现在手机里都还有两个电话号码,怎么可能不知道。
说到这里,干一口王老吉,吃完这顿,再回热带雨林网吧通宵LOL,15块一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网吧玩一夜电脑要说通宵,而不是包夜,因为包夜是宾馆的说法。
曾经的热带雨林网吧机器破旧,LOL打得卡。据说,在“烂友群”(方言,指一群不好学的学生)里某风云人物砸掉第一二三四五号电脑的鼠标键盘之后,网吧的老板终于将整个网吧的机器换了一道。机子好了之后生意倍增,老板非常开心,而风云人物终于可以舒服打 游戏 不用砸键盘了。此时他上网已经不用花钱,有时候开一瓶红牛拿到再来一瓶,思前想去觉得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就跟老板说不用再来一瓶了吧。
在闪烁的屏幕灯光下,他脖子上的金链熠熠生辉。
我在想,我要是高中没有去外地读书,大学没有考上北大,现在一定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现在,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 社会 阶层。
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在北京周围的许多人,过得要更开心。
这一切,都让我感觉自己生活在魔幻现实之中。
后来我回家,在粮食局商业街入口有,四个女子,三个扶一个,被扶的那一个吐得一塌糊涂。空气中弥漫着赖茅和眼泪的味道。吐完,继续哭。
旁边的KTV里,继续着日日夜夜的情歌。
宵夜摊和KTV会一直持续到一两点,然后慢慢散去,这个时候在网吧通宵的人们一般也会小睡一会儿,而包夜的人们也在这时睡去。
南山路大桥的路灯也在这时熄灭,抬头看,是漫天繁星。
而低头看,似是一片泥沼。
帝国终于在这沉静的午夜休息下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蓦然回首,猛洞河流水潺潺,坡子街灯火阑珊。
第二天清晨,一切从祥和中醒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肮脏沟渠里的呕吐物和阴暗街角里的用过的针头默默诉说昨夜的故事。
曾经我觉得这个小城沉沦在泥沼里,只剩空虚浮华,荒淫堕落。可是城的浮华终究是人的浮华,喝酒吹牛逼的男人,吃喝嫖赌的少年,路边呕吐哭泣的女人,看过这些之后终是让人想要问一问,这些浮华表面背后是否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
后来我终于慢慢发现那蕴藏在混乱中的秩序。
或许这大永顺帝国,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只能无法选择地,宿命地,容纳下这个国家最底层人民的全部平凡或空虚,浮华或荒淫。在这个国家最贫穷的地区,竟然触目惊心地存在着不亚于任何一个超级都市的贫富差距,竟然无论贫富似乎人们都安于平庸,沉于荒淫?
或者是,那些个局外人在仅仅看到这浮华的外表后,就简单粗暴地用荒淫堕落把这个城市一棍子打死,让这个城市,这里的人们无法自拔?
又或者是,这里的人们根本就不想自拔?
还是想要自拔却连接过帮助的力气都没有?
我看不到,我想不到,我不知道。
或许,只有在理解人性最本身的需求或欲望之后,理解贫穷之所以为贫穷之后,理解贫富差距,和贫富同质之后,理解这浮华背后最基本的道理和规则之后,才能理解这座城市。
而这座小城,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五线小城中的一个。
然而,这座小城在两个月之前,刚刚成功为县里老司城考古文化遗址申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总投资四亿五千万的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同时进行的,还有总投资四十亿的芙蓉镇生态 旅游 建设,三十二亿九千万的生物质能发电厂,五千万的页岩气开发,两条高速公路,七条普通公路和一系列其他工业、农业大型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抖车体验也在一年之前成为 历史 ,现在在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两个小时便可以到达吉首。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站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工程打造的无限光明的未来。
你是否也能看到这未来?
渺小的个人,在走过这宏大叙事之后,似乎也只能深深长叹,点上一根芙蓉王,不去想泥沼,一夜看星河。
在大永顺帝国,在灿烂星空里,你是否也能看到未来?
又一个深夜里,在大永顺帝国,在灿烂星空里,有师妹问我,有没有看到流星。
我没看到,我想不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或许做点什么更重要。后来我跟一些师兄师姐一起,在高中母校门口开了一家书屋。
开业典礼的时候,师姐说,我们要在泥巴里面种星星。
而现在,再一个深夜,我在大永顺帝国的夜里,写下它的故事。
在此刻,低头一片泥沼,抬头漫天繁星。
在这里,是夜的大永顺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