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中国手机“杂牌军”：今年肯定亏啦，但也见怪不怪

原标题：[深度]在印度的中国手机“杂牌军”：今年肯定亏啦，但也见怪不怪

记者：伍洋宇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外的工业区，坐落着一个有400来号工人、占地约3000平米的工厂，过去主要生产着手机、耳机、充电器等电子产品。

工厂里有六条生产线和三条打包线，直到五月中旬复工以前，它们整整静默了两个月。平常的日子里，这些流水线一天最多能组装一万台手机。

其中，有约80%是为印度本土手机厂商代工，例如Lava和Micromax，主打400元至500元价位的中低端智能机；其余是自有品牌，均为百元上下的“杂牌”功能机。

“今年肯定是亏啦。”广东人陈姐是它的一位中国老板。仅以代工而言，工厂基本每个月都有50万~60万台的订单，今年的数字“直接砍半”。

从2007年就看上了印度手机市场机会的陈姐，经历了从国内工厂把手机导入印度市场，以及在印度本地建厂组装手机的两个阶段。她入行的十三年，也是在印中国手机商人的故事缩影。

只不过，外界普遍对故事的后半段更熟悉。金立、华为、小米、OV等国产品牌陆续打入印度市场，并于大浪淘沙后，各自确立在印度市场的地位。

2020年初，新冠疫情大爆发，印度自三月起采取封锁令，并多次严格化和予以延期；6月底，中印边境摩擦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发布针对中国APP的禁令，信号直观传递到了国民；还有一系列政策都纷纷显示，印度似乎已不再是当初的淘金之地。

2020两大坎

今年4月下旬，印度疫情的拐点迟迟未出现，但为了尽快提振经济，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封锁期间开始逐渐放开农业、制造业、工程建设等行业。

据报道，5月中旬时几家中资企业称复工率都在20%左右，当地主管部门从防疫角度表示最多让产能恢复到33%。

但这个限制显然很难恪守。根据政策，陈姐的工厂于5月中旬陆续复工，四个月过去工人到岗约50%，总体产能已恢复至70%-80%。界面新闻记者从另一位接近手机行业人士得知，他所了解的复工水平也在三分之二左右。

“他们（印度）那边其实管控非常差，但我们还是要靠经济生存的。”陈姐解释说，“工人们大部分都是小时工，临时工不做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养活不了家。”

另外，与国内疫情严重时期状况相似，印度物流水平也大幅下滑，“今年的物流运行很不通畅，以前一票货两天就到，现在可能20天才能到。”

在印度从事手机行业的中国商人，今年主要经历了两个重大节点：一个是疫情、一个是禁令，两者从不同维度对其造成影响。疫情的影响更广泛、长期和根本，包括但不限于产能和物流，禁令的影响虽然不直接，但背后代表的政治因素不确定性更高。

6月29日，印度政府宣布禁用包括TikTok、微信、QQ、新浪微博在内的59款来自中国的手机App，随后又两次颁布类似禁令，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国App。

在陈姐看来，无论是功能机还是智能机，App的批量下架都对其生产和销量没有直接影响，但对其生意往来产生了间接影响。

疫情封锁期间，陈姐的客户本就“没一个过得来的”，所有交流均从线下转到线上，而微信等社交App的禁用使其被迫只能使用邮件，大大提高了沟通成本。据她称，确定一个样品的时间周期从5天变成了10天，直接翻了两倍。

当然，拖沓只是降低了沟通效率，问题的根本还是线上沟通本身带给电子产业从业者的信任障碍。“他们看不到机器，我们又寄不出去样机，很多东西都是通过视频和邮件去看，所以对产品也不是特别有信心。”陈姐说，客户会想，“你给我的是不是如你所说的产品？”

老客户会继续给予信任，但关系还不稳定的客户就会出于谨慎而放弃他们。陈姐估计，这部分人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代工生意在过去每个月都稳定有五六十万台的订单，今年已经“直接砍半”。

不过陈姐内心清楚，问题不都在客户身上，工厂产能和供应链跟不上造成的缺货才是“原罪”。

据澎湃新闻报道，从6月22日起，印度清奈港停止对所有来自中国货物的清关工作，对所有来自中国货物100%实施检查。后于7月1日起，陆续对中国滞留货物进行清关工作。

陈姐的工厂以组装工作为主，除了屏幕和芯片大部分从中国台湾和韩国进口，其余零组件均来自大陆珠三角地区。在国际物流效率已经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上述政策也放慢了其他原材料的补充速度，工厂的接单和交付能力都受到了影响，而清关之后材料陆续到厂，产能跟物流还是无法给予配合。

“坦诚来说，品牌砍单还是有很多因素是我们造成的，主要就是缺屏导致的缺货。”陈姐说，“第二个就是印度的购买力其实现在还是属于保守状态，很多人手上的钱现在不会随便花。”

“杂牌军”怎么打？

据报道，自6月中旬中印边境发生摩擦后，印度国内开始掀起抵制中国产品热潮。

尽管目前看来这股热潮并未持续升温，但出于对印度政治局面还不明朗的担心，陈姐已经开始考虑将自有“杂牌”手机这条业务线逐步关停。

印度实行联邦行政区划，共有有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国家首都辖区。在自有品牌上，陈姐在每个邦都有一到两位代理，像新德里、孟买、金奈等大城市又会单独找一位代理，这些代理都合作超过十年，两者之间也没有账期，实行现金现货交易。

代理们通常会去到每个城市专门批发手机、配件的商场，或者是类似于国内三四线城市乃至更低线的乡村，那里的小市场也会有自己的杂牌手机店。

因为销售的都是百元功能机，陈姐的受众都是消费力普遍偏低的群体，比如农民、临时工，或是学生、家庭主妇等。

“以前一个月出货量最多的时候能有七八十万台，今年的话没多少了，一个月也就万把台。”陈姐称，今年代理纷纷对她表示这些货不那么好卖了。

对此，陈姐的选择是“保守”，没有再大批量生产，而是陆续把囤货出掉。“整个市场状态其实很不明朗，而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市场也很快，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些渠道，所以还是打算以观望为主。”

她认为，现在手机确实还在正常卖，“（但）后期它（印度本地）对我们的货物，包括对国产品牌会不会采取其他压制措施，这些目前还都不好说。”

事实上，在杂牌手机之外，小米、OPPO、vivo等国产品牌在印度也有自己的困扰。

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公布的数据，由于疫情的影响，印度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了48%，为近十年来跌幅。第二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730万部，远低于此前一季度的3350万部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3300万部。

印度政府对手机销售采取的强制措施是造成此次销量暴跌的主要原因。今年三月至五月份下旬，印度政府将智能手机归纳到非必需品/非必要商品当中，在线下商店以及亚马逊和Flipkart在内的电商平台上都禁止销售手机等商品。

受此影响，小米、vivo、三星、OPPO、Realme作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前五名厂商，Q2出货量同比分别下降48%、36%、60%、27%、35%。

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CMA）秘书长杨述成对界面新闻分析称，目前中国工厂和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困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如果职工出现感染情况，企业要采取大力的防范措施并治疗职工；其次，在印度政府还未有相关优惠政策出台前，其所受房租水电成本难以下降；再者，由于政策限制，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出差交通成问题；此外，物流不仅效率下降，成本也增加了一到两倍。

尽管国产品牌面临的危机更加严峻，但与杂牌手机不同的是，这些品牌仍然可以通过线上渠道争取稳固销量。

据海外网综合多家印媒报道，一加8 Pro于6月18日在印度版亚马逊网站开售后，在几分钟内显示售罄。而擅长线上带动线下并稳居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第一的小米，其中期财报显示，7月份小米系列手机在印度的日均激活数量已回升到疫情前水平的72%。

这样的故事便很难发生在陈姐的品牌身上。手机在亚马逊等电商品台上线有一系列规定门槛，并需要多种证书，其中比较麻烦的是每一款产品都要获得印度标准局（The Bureau of Indian Standards）也即BIS的认证。

事实上，因为小米、OV等国产品牌的强势进入，陈姐工厂的利润从2017年起每一年都在递减。“他们既有宣传又有服务，跟我们价格又差不了太多，人家肯定要选他们。”

不过她仍旧表示，“说实话，我其实对他们感到挺骄傲的。”

“最开始就是我们国产杂牌在那边很风光，到后来印度本土品牌把我们打压得也很惨。再到后来，OPPO、vivo，加上小米、一加这样的品牌，高曝光量、高销售量，在那样的一个市场上打开自己一条路子，把那些本土品牌打打败了。”

“觉得国人还是很牛的。”她说。

印度还有机会吗？

2007年到印度做手机生意的时候，陈姐还是从深圳横岗进货——都是一些山寨品牌手机——再把货卖到印度。

从业者们回忆，那个时候印度这片市场还未被国产品牌主导，正是以深圳公司出品为代表、山寨盛行的时候。

但这个情况很快被逆转了。2008年12月，报道称印度政府以安全考虑为由，已通知其海关部门，要求所有进口手机必须申报IMEI号。

IMEI号是在GSM网络中用来识别手机的设备唯一号，当手机被盗时，运营商可以根据IMEI号禁止该手机的正常使用。每一部手机与一个IMEI号彼此对应，但山寨手机基本都没有IMEI号，或大量使用同一个IMEI号。这被当时的印度电话协会（ICA）主席Pankaj Mohindroo视为“使得跟踪手机变得非常困难”。

尽管理由完全正当且成立，但在许多人看来，杂牌手机侵占了正规手机厂商大量市场份额，此举同时也“扫荡”了风光一时的中国杂牌手机，致其从2009年起走入下坡路，印度本土手机品牌渐渐崛起。

再后来，以金立为代表的国产正规军打入印度市场，接踵而至的还有联想、OPPO、vivo、小米等。根据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占率达18%，相比几年前的4%巨幅上升；而印度本土品牌的市场份额则从前一年的48%降至2015年的43%。

中途的2014年9月，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开始使用各种措施将制造业向印度本土转移。其中最重要的是移动设备相关的关税上升，以充电宝、数据线等手机配件为例，在印度有工厂则关税为1%，如果没有则税率达29.441%。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金立、vivo、联想、华为、小米随后陆续公布了数额巨大的印度建厂计划，并逐一落实。事实上，陈姐的工厂也是在这个节点前后投资建立的。

在这之后，中国品牌在印度的增长态势更一发不可收拾。仅是从2015年至2016年的一年时间，印度本土四大“奶牛”国产手机厂商（四家公司的英文首字母组合是MILK）中，Karbonn和Intex都相继在智能手机市场中声势渐弱，只剩下步履维艰的Micromax和Lava。Counterpoint数据显示，这一年四大印度本土品牌在智能手机市场（不包括功能机）的市占率之和仅为3%。

一边倒的局面再未间断，截至今年二季度，Canalys数据显示中国品牌智能手机在印度拥有近 80%市场份额。销量前四名排行榜中，中国品牌占了三席，分别是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的小米、vivo和OPPO。

但在疫情和政治两方影响加持下，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接下来在印度的征途将暂时打上一个问号。

据IT时报，今年4月1日，印度国家电子信息技术部起草的《印度大型电子制造业的生产挂钩奖励计划 （PLI计划） 》发布，印度将在未来5年，共支出超过4000亿卢比以激励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电子制造业发展。

截至7月31日该计划的申请期结束，已获批的外国企业有三星电子、富士康旗下的两家工厂及纬创、和硕，在印度建厂的小米、OPPO、vivo等均未入围。在9月7日印度政府批准的一系列手机厂商的出口申请中，也未有中国手机品牌的身影。

今年4月17日，印度商工部突然修改了FDI政策中的第3.3.1条款，以防止疫情期间资产被投机性抄底收购为由，将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陆地邻国的投资从之前大部分行业适用的“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

该修正条例将影响中国公司、在境外的中国人实际控制的公司以及中国资本等中国投资方，直接限制了中国资金流入印度。

事实上，印度本土品牌或许也在伺机找回在智能手机市场失落的土地。

今年7月，印度第一大电信运营商Jio宣布联手谷歌开发入门级智能手机。报道称，该智能手机将同时兼容4G和5G，并运行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

Canalys分析师Rushabh Doshi对此表示：“从历史来看，信实（Jio所属集团）将以更低的价格抢占其他品牌的生意，对低端智能手机市场构成威胁。”

亲历前述一切的陈姐，也在国内听说了印度上半年所传出的消息。对于Jio与谷歌宣布联手一事，她表示，一方面这款手机所有元器件最后可能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另一方面其打法也赶不上中国品牌。“这种事情隔几年就要来一次，我们都见怪不怪。”

因为疫情，以往每年都要飞去印度近二十次的陈姐，近一两年可能都无法亲自了解这片市场。但她表示，历经几次动荡后，团队对于在逆风局势中存活下来已渐渐有了经验，因而对于印度市场仍保有信心。

“我们在印度赚到了钱，也知道怎么去应对。”陈姐说，“可能不能像大公司一样拿那么多钱去砸（市场），但我们做调整很灵活，赚到利润就是自己的。”